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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执法”展现医院与社保局利益之争

2018-12-14 00:01:24

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刚刚平息,深圳社保局涉嫌钓鱼执法又成焦点。今年五六月间,深圳社保局执法人员假扮患者,故意使用他人医保卡就医,诱导医生看病不核卡,并以此为处罚依据,对18家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了处罚,受到相关医院的强烈质疑。近日,深圳市社保局公开回应,否认这种行为是钓鱼执法,并强调社保局与定点医院之间是依据合同进行管理,并非行政执法行为。

深圳市社保局涉嫌钓鱼执法的风波,之所以事过半年旧事重提,完全是受上海城管钓鱼执法事件的舆论发酵引起。这场风波中的涉事双方,一是政府的社会保障部门,一是由社保机构核定的医疗机构,虽然前者握有行政权力,而后者提供医疗服务,但两者均属公共机构无疑。因此,深圳社保局这场“钓鱼执法”风波,与上海的张军案、孙中界案性质截然不同,应该属于公共机构之间的权责划分与关系协调问题。

但这并不影响它受到公众持续广泛的关注,以至于深圳市社保局不得不公开回应这种质疑。这表明历经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的历练,行政机关违法取证等执法方式,受到了公众的同声抵制和高度警惕。一起极端的公共事件,触发了全社会法治意识高涨,并迅速成为新的社会认知与判断标准。深圳社保局涉嫌钓鱼执法的风波,从侧面印证了这种法治意识的进步之处。

不过,如同深圳社保局公开回应所言,其与定点医院之间是合同关系而不是行政关系。定点医院不是社保局的行政对象,而只是依合同提供医疗服务。这种定性在当下而言,应当是真实准确的。这里唯一欠交待的地方在于,社保局作为掌握行政权力的政府部门,它与其下的社保基金运营机构事实上依然管办不分。这导致公众根本无法区分,何者为社保局的行政行为,何者是社会保险机构与定点机构之间的合同行为。换言之,如果采购商以暗访甚至钓鱼方式对生产商进行监管,只要合同条款约定在先,这些应该都可以成立。

因此,深圳市社保局与定点医疗机构之间的风波,在对“钓鱼执法”的指认与反驳之外,还展现了公众对行政执法的某种阴影,这种心理过敏并非佐证了舆论本身的非理智,而是证明了行政执法的方式不当可能触发的社会心理。公众需要这样一种舆论的应激状态,来完成私权与公权之间的精神自卫。而回到深圳社保局钓鱼执法疑云本身,它事实上也勾勒出了当前医保管理体系中的利益格局与复杂关系。在社保机构与定点医院之间,围绕医保资金使用监管的种种纠葛,最容易从中失落的还是参保公众的利益。

一方面,社会保险机构为保证基金不会超支,从而争取更多的资金支配数量,对定点医院和患者就医都产生了监管动力;其次,定点医院为了自身的经济效益,也常常利用自身垄断地位和专业屏蔽,尽可能突破医保限制,默认患者的徇私舞弊行为,造成医药费用升高。而定点医疗机构与患者联手骗取保金的案例时有发生,也证明了这种医保定点制度的巨大监管漏洞。因此,公众利益在这种格局中并无清晰一致的呈现。社保机构、定点医院、参保公众之间,既可能恶意利用而相互践踏,也可能相互监督而多赢受益。这取决于医保体制能否有更好的制度安排,而避免已经出现的这些明显漏洞。

就此而言,深圳的“钓鱼执法”风波,有比其表象更为复杂深刻的体制根源。无论是社保机构对定点医院钓鱼取证,还是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患者的来者不拒,甚或是参保患者的恶意骗保与套现,已经远不是社保管理机构的执法方式如此简单的命题。它固然有定点医院与社保机构之间关于医保卡身份识别技术的具体争执,但它的实质所在,却是定点医院与社保机构之间围绕公众医保资金的利益之争。即便经由一番辨析,可以证伪社保局“钓鱼执法”的当下嫌疑,而在医保定点体制的视野里,它无疑是更大的一个难题。